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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消费的走向:人口结构、城市化、以及房价是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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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消费比重增加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而消费比重的增加又取决于人口结构、城市化、房价以及贫富差异等因素。

文 ◈ 杨桓兴 张岚


中国经济近年来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阵痛:  目前以投资和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不足以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 也不足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要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经济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国民总消费(以下简称消费)的大幅增长是关键。美联储堪萨斯分行最新的一份报告(Nie and Palmer, 2016)总结了近四十年来中国国内消费的趋势,并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对未来消费走向做出了展望。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篇报告的主要内容。 

上图记录了从19702015年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的演变(纵轴为百分比,虚线为线性倾向)。作为参照,美国的消费占GDP比例同期一直在65%左右小幅浮动。从上图可以看出,该比例的演变大致可以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从1970年到2000年初,该比例在持续缓慢的下降。其次,从2000年到2010年,该比例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在2010年降到最低值大概35%。最后,从2010年起,该比例在缓慢回升。近期消费占GDP比例回升的主要是因为近年来GDP增速降低(从2005-0710%降到2015年的7%),而消费的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左右,增长颇为强劲,这一点从国内消费组成的变化趋势可窥一斑。

上图记录了近十五年来中国的家庭消费组成演变(纵轴为比例,2001年数值为基数)。该图显示,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家庭总支出平均增长了3倍,而同期交通与通讯支出却增加了7倍。交通与通讯支出包含了被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所消费的高端的产品(比如智能手机,电脑,以及高层次的服务比如旅游等)。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连续多年以两位数在增长,2015年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游客输出国。此外,上图的实黑线标注的是家庭教育服务支出的变化趋势。不难看出,中国家长们对下一代课堂内外的教育支出最为慷慨。其中一个证据是,中国留学生占全美外国留学生数量的比例从2005-2006年度的11%上升到2014-2015年度的31%

影响消费和储蓄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而反映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瞻养比率(dependency ratio):受瞻养人口(0-14岁及65岁以上)相对工作年龄段人口(15-64岁)的比率。它又具体分为少年瞻养比率(少年人口和工作年龄段人口的比率)以及老年瞻养比率(老年人口和工作年龄段人口的比率)。高的少年瞻养比率意味着家庭有更多的孩子要养,所以教育以及日常支出会增加。而高的老年瞻养比率意味着家庭有更多的老人要养,所以医疗支出会增加。

影响消费和储蓄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城镇化。统计表明,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倍多。所以中国最近30年来的城镇化进程加速了总消费的增长。但是,研究表明城镇化比率的上升会降低消费占GDP的比重。这一发现好像同我们的直觉不一致,因为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高。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当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后不仅他们的消费上去了,而且他们的产出即对GDP的贡献也增加了。因此,城镇化比率上升对消费占GDP比重的负面影响说明农村人口迁到城市后他们对GDP的贡献增长大于其自身消费的增长!(一个间接地证据是,不少农民工都倾向于存钱寄回农村)。


上图记录了自1960年以来中国少年瞻养比率(黑线),老年瞻养比率(灰线),以及城镇化比率(蓝线)的变迁。在此期间老年瞻养比率缓慢上升。而少年瞻养比率却大幅下降(从70%降到了25%),其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出生率。另外,50年来城镇化进程非常迅速,城镇化比率从18%上升到55% 

那么上诉两个因素能否完全解释中国消费占GDP比例的变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报告作者选取了和中国国情比较接近的2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跨度为1960到2014年)。他们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少年瞻养比率每增加1%,消费占GDP的比重会增加0.31%。其次,老年瞻养比率每增加1%,消费比重会增加0.12%。这表明,从全社会范围来看,人们对老年人都比较吝啬;相对老年人而言,儿童才是消费的生力军!最后,城镇化比率每提高1%,消费占GDP的比重会下降0.26% 。

基于上述的回归发现,并结合中国的人口结构及城镇化变化的数据,报告作者发现上述两个因素能够完全解释1970至2000年间中国消费占GDP比例的下降(实际的下降值为8.3%,而模型预测的下降值为8.1%)。具体而言,他们发现中国城镇化率的上升导致消费比重下降了4.7%,少年瞻养比率的下降导致消费比重下4.3%,而老年瞻养比率的上升导致消费比重上升了0.9%。

然而,当他们用人口结构和城镇化这两个因素来对2001到2010年间的消费比重下降进行解释时,他们发现这时候模型的解释力却下降到了不足50%:预测的消费比重下降值为4.1%,而实际的下降值为9.8%。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2001-2010年间(未被解释的)5.7%的消费比重的下降?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主要是因为2000年后家庭储蓄率明显上升,而这一时期正好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时期!


如上图所示,从2000到2010年,中国的家庭储蓄率(蓝线)持续上升,从之前的(大约)30%增加到2010年42%的峰值。并且,储蓄率的上升在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都是普遍现象。这段时间储蓄率的大幅上升直接降低了消费的增长从而导致消费比重的快速下降。

而导致储蓄率大幅上升的幕后推手正是快速增长的房价!中国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始于1998年,那时候很多家庭都需要买房(房子正是在那个时候成为民众的信仰!)。从2000到2010年,中国的房价平均上升了161%(上图中的黑线)。而在当时,房贷首付也高达30-40%。其结果是,许多中等收入阶层不得不勒紧裤带省吃俭用,把收入中的一大部分省下来去购买住房或支付购房后的房贷(方汉明等,2015)。正如 Rosenzweig and Zhang(2014)所认为的,中国房市的动态变化有助于解释1998至2010年间的储蓄率和房地产价格一起上涨的现象。


根据上图,自2010年以后房价持续上升,但是居民储蓄率却呈现下降趋势!造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是2010年后买房的年轻人大都有父辈的帮助,所以不需要勒紧裤带储蓄。由于78年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2010年后的一对年轻夫妇往往是他们4个父母的独生子女。这导致4个父母有能力为他们买房(至少是付首付)。另外,现在50岁以上的一代人(中产阶级)大都比较有钱。第一,他们勒紧裤带储蓄了20年。第二,很多家庭现在拥有两套以上的房子。据调查,到2014年20%以上的城市家庭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因为年轻人不需要储蓄买房,所以2010年以后居民储蓄率开始下降 (虽然房价继续上涨)。这同时也导致了2010年以后消费占GDP比例的上升。

在报告的最后,基于上述对消费占GDP比重变化的成因分析,作者采用不同的模型对未来5年中国消费的走向进行了预测。首先,他们认为,由于人口老龄化,未来几年中国的老年瞻养比率将继续上升。其次,未来几年少年瞻养比率将转头上升。这是因为2015年二胎政策的出台!这两个趋势会增加消费占GDP的比重。第三,城镇化比率在未来几年将持续上升,因为目前50%的城镇化比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而这将降低消费占GDP的比重。 


我们这里仅汇报一下基准模型(Benchmark model)的预测结果(上图中的黑虚线)。他们预测中国消费增长率在未来5年内将维持在9%左右,而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以每年1%的速度上升,并在2020年达到44%。这个预测基于两个假设:未来比较稳定的收入增长,以及家庭储蓄率将持续下降。这一预测前景具有两重含义:首先,未来几年比较强劲的消费增长是可预期的,这将为中国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型提供有利时机;其次,未来几年消费比重的增加是部分建立在家庭储蓄率的下降之上的,但家庭的储蓄率的下降不可能一直降下去。因此,从长期来看,消费占GDP比重的上升越来越需要依赖于家庭收入的增加。

我们还要提一下被报告作者忽略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自2016年初以来的房价大幅上涨(他们写报告时估计还没有这个数据)。根据前面的分析,房价大幅上涨不会影响现有城市有房居民的消费(可能还会小幅上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更有钱了)。但是这会大幅挤出城市无房居民以及未来城市移民的消费支出。也就是说,城镇化进程对消费占GDP比重的负面影响将被扩大。考虑这个因素,报告作者对消费占GDP比重的走向的预测应该下调:未来五年的年增长率应该小于1%。上诉分析同时表明,控制房价的上涨是保证消费占GDP比重稳步上升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个被忽略的因素是贫富差异的变化。根据西南财大甘犁教授2013年的一份报告,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1(无贫富社会的基尼系数为0,而贫富差异最大的社会的基尼系数为1)。这个数值很高(情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52左右,而发达国家该系数一般低于0.5),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很不平均。根据经济学原理,贫富差异增大会降低总消费。这个道理很简单,富人用不了太多的钱,所以储蓄率高;而穷人想花钱却无钱可花。根据甘犁的数据,在2010年中国最富的10%(25%)的人的储蓄占了当年总储蓄的66.2%(83.5%);同时有45%的人根本没有储蓄,而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穷人。所以贫富差异(基尼系数)的变化会对消费占GDP比重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未来几年中国贫富差异持续上升,消费占GDP比重的增长会变缓甚至转头下降。

最后,我们希望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能够在未来稳步上升。这不但关系到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型,它更直接体现了国民福利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降低贫富差异以及控制房价上涨非常关键。

  

参考文献:

Fang, Hanming, Quanlin Gu, Wei Xiong, and Li-An Zhou. 2015.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Housing Boo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112, April. 

 Jun Nie and Andrew Palmer. "Consumer Spending in China: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published in the Economic Review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Third Quarter 2016, pp. 25-49)

 Li Gan. “Income Inequality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2013, working paper

 Rosenzweig, Mark, and Junsen Zhang. 2014. “Co-Residence, Life-Cycle Saving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Yale University,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131, April.

 

END


杨桓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张岚: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商业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西南财经大学经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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